辑二　谁建造了今天（上） 

札幌大通公园长一公里多。一头是电视塔，一路排着两尊相对而立的铜像、一块六米多高的石碑、一大片没有被卖掉的草地，尽头的玫瑰园里站着一尊没有名字的年轻女子。走完这一公里，差不多等于走完一部日本近代史。

这一辑先从一块牛肉和一座钟楼开始，从钟楼里的一纸誓约走到一纸训令，再走进这座公园。

穿西装、开西学、吃和牛——从和牛看日本的近代化

在札幌一家名叫“の松阪”铁板烧餐厅，我们坐在厨师面前，看着一块北海道黑毛和牛落上铁板。滋啦一声，油脂开始融化。厨师用铁铲翻动，切开，分到两只盘子里。师母忽然问：松阪和牛有什么特别？我一边吃，一边想到：面前这块牛肉，其实也是一部日本近代史。

明治维新通常被写成一连串宏大事件：废藩置县、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但现代化并不只发生在议会、军队、工厂和大学里，也发生在人的头发、服装、钟表、餐桌乃至肠胃里。剪掉发髻，穿上西装，采用阳历，开办西学，喝牛奶，吃牛肉——这些看似互不相关的变化，其实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日本人愿不愿意让一种新的文明，不仅进入国家机器，也进入自己的身体和日常生活？

一、  从“不吃牛”到“吃牛肉”

古代日本并非绝对不吃牛肉，但牛主要用于耕田、运输和制肥。受佛教戒杀观念和神道洁净意识影响，牛马等大型动物长期不作为公开的日常食物。江户时代有些地方仍然食用，却往往称之为“药食”，当作滋补之物，而不是堂堂正正摆上餐桌。

明治以后，情况骤变。一八七二年，明治天皇公开食用牛肉。这不只是一顿饭，是一场政治表演。牛肉开始与西方人的强壮体魄、现代军队、国民营养和文明开化联系起来。东京街头迅速流行“牛锅”，也就是后来寿喜烧的重要前身。吃牛肉，成了文明人的标志。

福泽谕吉等启蒙思想家积极倡导肉食和牛奶。在他们看来，日本人若想摆脱东洋积弱，就不能只买西方机器，还要改变身体、生活习惯和社会观念。于是穿西装与吃牛肉具有同样的象征意义：前者改变身体的外观，后者改变身体的构成。

现代化第一次如此直接地进入日本人的胃。

二、最初吃的不是“和牛”

不过要说明：明治人开始吃的是牛肉，还不是今天意义上的高级和牛。

现代和牛并不是从古代原封不动保存下来的传统牛肉。它本身就是文明移植、杂交试验和制度改良的产物。明治政府为提高牛的体格、产奶量和产肉能力，从欧洲引入西门塔尔、布朗瑞士、短角等牛种，与日本各地的役用牛杂交。结果有成功也有失败：外来牛种体格大，却未必适合日本的气候、饲料和农户经营方式；杂交增加了产量，有时也破坏了原有牛种的稳定特征。

日本人没有因此退回“祖宗之法不可变”，也没有继续不加选择地全盘照搬，而是开始重新整理血统、登记种牛、选择性育种，并依据各地环境形成稳定品种，最后形成今天的黑毛和种、褐毛和种、日本短角种和无角和种。

这才是和牛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和牛不是未经西方影响的日本传统，而是日本吸收西方之后，重新创造出来的日本传统。

它既不是纯粹的国粹，也不是简单的西化，而是经过引进、试错、筛选、改良和标准化之后形成的新物种、新产品和新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和牛是明治维新的后代。

三、从“牛”到“和牛”：技术怎样变成制度

一头牛能够成为松阪牛、神户牛、白老牛或富良野和牛，绝不是因为商家贴了一张漂亮标签。

在日本，和牛背后有一整套制度：血统需要登记，出生需要记录，饲养者可以追溯，育肥地区有明确边界，屠宰之后还要按出肉率、油花、肉色、紧实度和脂肪品质评级。许多品牌协会对品种、性别、产地和肉质等级另有规定。著名的A5等级中，A代表出肉率，5代表肉质评价。它并不等于所有人都会认为这是最好吃的牛肉，却提供了一套生产者、交易者和消费者可以共同识别的质量语言。

这就是制度的作用：把原来只能靠熟人和经验判断的品质，转化成可以认证、追踪和交易的信用。所以，和牛的生产函数绝不只是“牛种加饲料”，而是：血统＋农户经验＋长期育肥＋质量标准＋身份追溯＋地区品牌＋市场信用。农民养的是牛，制度养成的却是“和牛”。

一块和牛之所以昂贵，不只因为脂肪细腻，也因为它携带了一整套可以被验证的承诺。这与日本的百年老铺非常相似：消费者买到的不只是产品，还包括前人积累、今人维护、并准备传给后人的信誉。

四、吃和牛，也是日本式现代性的表达

欧美牛排强调力量：大块、赤身、炭火、咀嚼感。一块五百克的牛排端上桌，仿佛在宣告人的胃口与征服能力。和牛则走了另一条路：小份、薄切、精确火候、细密油花、器皿搭配和进食顺序。欧洲把牛肉变成力量，日本把牛肉变成精致。

和牛最著名的是霜降——脂肪像白霜一样细密分布在红色肌肉之间，加热后在较低温度下融化，产生柔嫩、甜润、近乎奶油般的口感。可正因为如此，和牛不能大块猛吃，吃得太多，精致就变成油腻。好的和牛吃法讲究少量、多部位、慢慢比较：先吃赤身，再吃霜降；第一口蘸盐，第二口配蒜；吃几口肉，用蔬菜和茶清理味觉。

背后仍是日本文化熟悉的逻辑：资源有限，空间有限，胃口也有限；真正的创造，不是无限增加数量，而是在边界之内提高密度、品质和感受。日本没有美国那样辽阔的牧场，却把一块牛肉做到极致；正如它缺乏广阔国土和丰富资源，却通过教育、组织、技术和标准创造出惊人的附加价值。

和牛，是土地有限条件下的品质经济学。

五、三个层次

回头看，明治日本的现代化大致经历了三层。

第一层是穿西装，改变文明的外观。剪发、洋服、皮鞋、砖瓦建筑，最容易模仿，也最容易被看见。它们告诉世界：日本已经不是那个闭关锁国的旧国家。

第二层是开西学，改变知识与制度。札幌农学校、东京帝国大学、新式军队、现代公司、银行、铁路和官僚体系，把西方知识转化成日本的国家能力。你在札幌钟楼看到的，正是这一层变化：美国式农业教育、学校纪律和现代时间进入北海道。

第三层是吃和牛，让外来文明经过消化，形成自己的创造。日本最初学西方人吃牛肉，后来却没有满足于复制西方牛排，而是通过育种、农户技艺、品牌制度和饮食美学，创造出西方原来没有的和牛。

穿西装，是看起来像现代人；开西学，是学会现代人的知识；吃和牛，则表明外来文明已经被消化，变成了自己的生活和创造。

六、日本是“全盘西化”吗？

有人把日本近代化概括为脱亚入欧或全盘西化。这个说法抓住了一部分事实，却过于简单。

日本确实比晚清中国更敢于触动制度、身体和生活方式。中国的中体西用，往往希望在不改变政治与伦理结构的前提下引进枪炮、轮船和机器；日本则较早意识到，器物背后还有学校、时间纪律、法律、公司、财政和国民身体。

中国宫廷也有西洋自鸣钟，但主要作为皇帝把玩的奇器；札幌钟楼的机械钟却进入学校和公共生活，让全城按同一时间上课、工作和交易。

差别不在于有没有钟，而在于钟有没有从收藏品变成制度。但日本也不是简单抛弃自身。天皇制度被重新塑造，地方传统被重新编码，西方品种被培育成和牛，西式牛肉被改造成寿喜烧。它真正擅长的不是全盘接受，而是把外来文明拆解、吸收，再按日本社会的尺度重新组合。日本近代化的奥秘不是西化，而是把西方日本化。

不过这种能力也有阴影。纪律可以建造学校，也可以塑造军国主义；国家能力可以开发北海道，也可以挤压阿伊努人的土地与文化；标准化可以提高品质，也可能把人与自然都变成可计算、可动员的资源。现代化从来不是只有光明的一面。重要的不是拒绝力量，而是追问力量服从什么样的价值。

七、一块牛肉里的文明

铁板上的和牛终于煎好了。厨师切成小块，示意我们先蘸一点盐。入口柔软，脂肪化开，随后才是肉香。

这块牛肉的背后，有外来的牛种、本土的役牛、明治政府的改革、农民几代人的选育、现代科学的测量、品牌协会的认证，还有消费者对日本品质的信任。我们吃到的不是一个古老传统，也不是一个西方复制品，而是一项完成了本土化的现代创造。

这或许正是日本留给中国最重要的启示。文明转型不能停留在购买机器、翻译概念和模仿服装。真正的转型，是让新的知识进入制度，让新的制度进入生活，让新的生活经过时间沉淀，最终结出自己的果实。

或者，用这顿饭来表达：一个民族真正学会西方，不是它开始吃牛肉的时候，而是它终于培育出自己的和牛。

钟楼下的根系——基督徒很少，基督教影响却不小

站在札幌钟楼前，我多少有些意外。它并不宏伟。白色木墙，红色屋顶，楼顶是一面四方钟盘。跟东京那些巨大的车站和摩天楼相比，它甚至显得有些小。若只当作旅游景点，十几分钟也就看完了。可这座小楼，可能比许多宏伟建筑更接近日本现代化的秘密。

钟楼的前身，是札幌农学校的演武场，建于1878年，最初用于兵式训练、体育课程以及学校典礼。兴建演武场的构想来自札幌农学校首任教头威廉·史密斯·克拉克（William Smith Clark）。今天仍在运行的机械钟依靠重锤与摆轮报时，不用电，也不用电脑。机芯从波士顿购入，工程由日本技术人员施工；后来又由札幌钟表匠井上清义务维护了六十多年。外国人提供机器，国家建立制度，本地人则以长期的责任心使它真正扎根。一百多年过去，钟还在走。

但真正令我驻足的，不只是这座古老的钟，也不是那句广为人知的“少年啊，要胸怀大志”，而是钟楼展柜里的一份文件。它的名字叫：《信仰耶稣者之誓约》Covenant of Believers in Jesus

《信仰耶稣者之誓约》，现存札幌钟楼博物馆，赵晓拍摄

展板上写道：克拉克为了在学生心中培育道德，使用《圣经》进行教育；离开札幌之前，他留下了这份誓约。札幌农学校第一期和第二期学生中，那些深受他影响的信仰者，后来都在上面签了名。

这使我突然明白：钟楼下面，埋藏着的并不只是一段建筑史，而是一条文明的根。钟楼所代表的，当然是一种新的时间观：守时、精确、节律和公共秩序。可《信仰耶稣者之誓约》所代表的，却是比时间更深的东西：一个人为什么应当守时？为什么应当诚实？为什么要对承诺负责？为什么知识必须受到良心约束？

钟声训练人的生活，圣约塑造人的灵魂。我忽然想到，中国的自鸣钟也是从西方传入的。只是进入中国以后，它很长时间被摆进皇宫，成为皇帝赏玩的奇器；进入北海道以后，它却进入学校和城市，逐渐成为公共生活的时间尺度。同样是西洋钟，一只服务宫廷趣味，一只训练现代生活。物件相同，进入的秩序不同，结出的文明果实也就不同。

一、日本真是“没有基督教也能成功”吗？

日本常被中国知识精英当作一个重要反例。西方现代文明固然与基督教有关，但日本基督徒占总人口的比例一直很低，不也建立了宪政、法治、现代大学、市场经济、科技体系以及高度发达的公共秩序吗？由此似乎可以证明：一个东方国家无须经历信仰转型，只要移植制度、发展教育、学习技术，也可以完成现代文明转型。

这个判断有一部分似乎是对的。制度确实可以学习，技术确实可以移植，非基督教社会也能够承接基督教文明长期形成的许多制度成果。日本就是近代以来最成功的案例之一。

这是因为，文明的原生与移植并不是一回事。更重要的是，日本的文明恰恰建立于美国的强调性制度移植。战后，在美国占领及麦克阿瑟主导下，日本经历了宪法、议会、司法、教育、土地和社会结构等一系列深刻改革。吉田茂及其后的日本政治精英，则在新的制度框架中逐步完成重建。日本战后的宪政民主，显然深受英美自由主义、宪政主义和基督教文明传统的间接影响。

与此同时，若把日本近代化的过程简单说成“日本不需要基督教，也能直接获得现代文明”，仍然忽略了两个事实。

第一，日本并不是在与基督教文明隔绝的真空里自行完成现代化的。它大量引进的现代大学、法治制度、自由观念、人格教育和社会组织，本来就生长于基督教文明的历史土壤。

第二，基督教对日本的影响不能只看信徒占人口的比例，还要看它是否进入了文明的关键节点：学校、医院、出版、慈善、女子教育、社会服务以及公共思想。

札幌农学校，就是一条埋在北海道土地里的文明根系。但它并不是唯一的一条。就在札幌农学校成立的前一年，日本南方的京都，还有另一所学校已经诞生。它就是同志社。

同志社大学·彰荣馆

于是，一幅很有意思的日本近代文明地图出现在我们面前：北有札幌农学校，南有同志社；北边有克拉克，南边有新岛襄；北边是一所官立学校里的圣经教育，南边是一所民间创办的基督教学校；北边由外国教师播种，南边由日本基督徒亲手扎根。

日本近代化并不只有国家自上而下的制度建设，也有信仰和教育自下而上的人格塑造。

二、  克拉克带来的不只是一门农业技术

1876年，明治政府为了开发北海道、培养农业和治理人才，创办札幌农学校，即今天北海道大学的前身。

政府邀请时任美国马萨诸塞农学院院长的克拉克前来主持建校。那时的札幌人口大约只有两千，还是一座正在开拓中的北方小城。克拉克横跨大陆和太平洋来到这里，实际停留只有八个月，却留下了远远超过八个月的影响。

他当然带来了现代农业知识。他帮助学校建立课程、农场、畜牧和实验体系，把美国农业教育模式引入北海道。他的国家任务十分明确：培养专业人才，发展现代农业，为明治日本开发北方边疆。

但克拉克对教育的理解，从来不只是传授可以立即使用的知识。他与二十多名首届学生朝夕相处，在课堂之外谈论道德、人格和人生。他要求学生“成为绅士”。这不是教他们穿西装、学礼仪，而是期待他们成为能够自我约束、承担责任、忠于真理的人。

更重要的是，他把《圣经》带进了道德教育。在当时的日本官立学校中，公开进行基督教教育并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克拉克经过争取，以《圣经》教育学生，并留下了《信仰耶稣者之誓约》。

这份誓约的意义，不只在于它的宗教内容，也在于它所体现的教育方式。它不是政府发布的命令，不是校方制定的纪律，也不是学生为了取得成绩而填写的表格。它要求签署者以一个人格主体的身份，在上帝面前作出承诺。

这与东方传统的臣民教育有根本不同。臣民教育首先问：你是否服从？功利教育首先问：你是否有用？圣约教育则首先问：你是谁？你相信什么？你愿意为什么承担责任？

命令制造服从者，契约联合利益相关者，圣约却塑造守信的人。

札幌钟楼里的这份文件因此格外珍贵。它让我们看到，克拉克带到北海道的，不只是知识与技术，也是一种以《圣经》塑造人格、以自由立约建立共同体的教育传统。

三、  教师走了，教育仍在发生

日本人至今记住克拉克，主要是因为一句话：Boys, be ambitious!少年啊，要胸怀大志！但我现在觉得，《信仰耶稣者之誓约》可能比这句名言更能说明克拉克留下了什么。

关于克拉克临别时的完整措辞，后世流传着多个版本。最可靠的核心是“Boys, be ambitious”。至于“为基督胸怀大志”等扩展说法，是否为他当时逐字所说，史料上仍有争议，不宜轻率当作直接引文。

然而，要理解克拉克所谓的“大志”，不能离开他的基督教教育。他所期待的，不只是学生拥有更大的欲望，而是他们成为一个人所应当成为的人；不是为金钱、名声与自我膨胀而奋斗，而是把知识、能力和生命置于更高使命之下。

野心与大志看起来很像，方向却完全不同。野心以自我为中心：我要比别人更大。大志以使命为中心：我愿意为比自己更大的真理和托付而活。巴别塔的建造者也有“野心”。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问题不在于他们没有能力，也不在于他们没有宏大目标，而在于他们所建造的一切最终都指向自己。

因此，真正的基督教教育并不消灭人的抱负，而是救赎人的抱负：让人不再企图通过成就使自己封神，不再把知识变成支配他人的工具，而是把恩赐理解为托付，把职业理解为召命，把成功理解为忠心。

札幌农学校的第一期学生签署誓约以后，第二期学生也受到他们的影响。内村鉴三（Uchimura Kanzō，日本“无教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和新渡户稻造（Nitobe Inazō，《武士道》作者、国际联盟副秘书长、东京女子大学首任校长）都是1877年入学的第二期学生。那时克拉克已经离开札幌，他们本人并没有直接受教于他，却仍在这份誓约及早期学生的影响下归信基督。北海道大学资料明确记载了内村鉴三和新渡户稻造与这份誓约的关系。

一个教师已经离开，教育仍在发生；一个人的声音已经远去，誓约仍在呼召后来者。这才是教育真正的力量。教育不是把教师复制成无数个自己，而是把真理、人格与使命放进一个共同体，使它能够在没有教师的时候继续生长。

四、  北有札幌，南有同志社

札幌农学校创办于1876年。而就在此前一年，1875年，新岛襄（Jō Niijima，英文名 Joseph Hardy Neesima）已经在京都创办了同志社英学校，这就是今天同志社大学的前身。

新岛襄的经历，比克拉克来到北海道的故事更具传奇色彩。他出生于幕末武士家庭。21岁时，因不满封建社会对人的束缚，也渴望了解西方文明，冒着违反禁令的危险，从函馆乘船秘密离开日本，前往美国。在那里，他接触基督教，接受洗礼，先后进入菲利普斯学院、阿默斯特学院和安多弗神学院学习。后来，他还受岩仓使节团委托，考察欧美教育制度。

他在美国所看到的，不只是铁路、工厂、机器和财富。他逐渐认识到，支撑西方现代文明的，还有一种日本所缺乏的人：具有信仰、良心、自由精神和公共责任的人。所以，新岛襄回到日本以后，没有只想引进几门西方课程，也没有只想建立一所培养官僚的学校。他想建立一所基于基督教信仰、以自由与良心塑造人为目标的大学。

同志社的名称本身就很有意思。按照同志社的官方解释，“同志社”是“志向相同之人共同建立的结社”。它不是皇帝设立的官署，也不是国家生产干部的机器，而是怀有共同志向的人自愿联合而成的教育共同体。同志社将自己的教育原点概括为：以基督教教育培养立足于“自由”与“良心”的人。

“同志”是共同的志向，“社”是自愿的联合。这不正具有某种圣约共同体的精神理念吗？

札幌农学校与同志社的道路并不完全相同。札幌农学校是官立学校，首先承担国家开发北海道、培养实用人才的任务；同志社则是一所私立学校，力图在国家教育体系之外保存自由教育和基督教人格教育。

克拉克是受明治政府邀请而来的美国教育家；新岛襄则是主动走出日本、在海外归信、又回国办学的日本基督徒。一个从外面把种子带进来，一个在本国土壤中使种子扎根。一个在北方，一时停留；一个在南方，一生建造。然而，两者在一个根本问题上彼此呼应：现代教育究竟只是训练有用之才，还是要塑造自由而有良心的人？

克拉克留下《信仰耶稣者之誓约》，强调青年在上帝面前的信仰与责任；新岛襄则提出“良心教育”，希望培养能够“以手腕运用良心”的人。这句话很有力量。良心不能只是内心隐约的感动，还必须有能力将它付诸行动。一个人既要有良心，也要有“手腕”；既能判断善恶，也有知识、勇气和能力去实践善。

没有能力的良心可能只是叹息，没有良心的能力却可能成为灾难。新岛襄要培养的，正是既自由、又守约；既有知识、又有良心；既能独立思考、又愿意服务社会的人。同志社后来把基督教主义、自由主义和国际主义确立为教育的重要支柱，“良心教育”则成为其建校精神。同志社官方至今仍将其表述为：依照基督教所塑造的良心生活，并在良心之中运用自由。

这不是日本现代教育史上一段可有可无的插曲。它说明：日本现代化从一开始，就不只有伊藤博文式的国家建构、涩泽荣一式的实业发展和福泽谕吉式的文明启蒙；还有克拉克和新岛襄所代表的另一条道路——以基督教信仰塑造自由人格，以教育建立有良心的共同体。

五、  从札幌班到同志社：一张地下的文明网络

日本近代基督教史上，常有所谓“横滨班”“熊本班”和“札幌班”。

札幌班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是首先从神学院或外国教会中产生，而是从一所官立农业学校里生长出来。农业、科学、国家建设与基督信仰，在这里奇妙地相遇。

内村鉴三后来成为日本最重要的基督教思想家之一，发展出“无教会主义”，不是否认基督徒共同体，更不是主张孤立信仰，而是反对把西方宗派、教阶和制度化教会等同于基督信仰本身，强调日本信徒可以直接回到《圣经》，在基督里建立不依附西方差会与宗派体制的本土信仰共同体。

他既强烈爱国，又拒绝把国家绝对化；既关心日本，又强调自己最终属于基督。新渡户稻造后来成为教育家、农学家、外交家和国际人物。他赴美、赴德学习，曾任国际联盟副秘书长，也推动女子教育与社会教育，是东京女子大学首任校长。1894年，他还参与创办面向贫困青年的远友夜学校。宫部金吾（Miyabe Kingo）成为著名植物学家，佐藤昌介（Satō Shōsuke）从事农业教育与大学治理，长期担任北海道帝国大学校长。

于是，克拉克八个月的影响没有停留在个人虔诚，而是沿着学生的生命进入教育、农业、思想、外交、社会服务和公共伦理。

同志社则沿着另一条路径生长。它不仅培养宗教人士，也培养教育家、政治家、企业家、学者与社会工作者。它所追求的不是把所有学生都训练成神职人员，而是让基督教信仰所启发的自由、良心和服务精神，进入不同职业与公共领域。

北方的札幌班，南方的同志社，再加上东京、横滨、熊本、长崎等地的教会、学校、医院与出版机构，逐渐形成了一张看不见的文明网络。这就是“谱系”的意义。

基督教影响一个文明，未必总是靠人数取胜。它有时像盐，比例不大，却改变整体味道；像酵，体积很小，却在面团里面工作；又像树根，平时看不见，却在地下输送水分。所以，衡量基督教对日本的影响，不能只计算星期天坐在教堂里的人数。还要看：谁创办了学校？谁推动了女子教育？谁建立了医院和慈善机构？谁把良心自由、人格尊严、职业使命和公共责任带进现代日本？谁在国家权力之外，建立了自愿联合的社会组织？

若只看人口比例，基督教在日本似乎微不足道；若看文明的关键节点，它却常常出现在教育、医疗、出版、社会服务和思想转型的源头。

六、  现代大学究竟要生产什么？

明治政府创办札幌农学校，首先是为北海道开发服务。国家需要农学家、工程师和管理者，需要把土地变成农场，把边疆变成国家能够治理的空间。这是一项令人惊叹的现代化工程，却也有不可回避的阴影。

北海道并不是一块等待文明进入的空地，而是阿伊努人的家园。明治日本在北海道大量借鉴欧美边疆开发模式；农业技术、移民拓殖与国家扩张结合在一起，也伴随着阿伊努人的土地、文化、语言和生活方式受到挤压与同化。

这提醒我们：科学和教育本身不会自动带来正义。

大学可以训练人开发土地，也可能训练人占有土地；可以培养国家需要的人才，也可能把人变成国家工程的高级工具；可以提高治理能力，却不一定回答国家凭什么治理、发展为了谁，以及谁不应被牺牲。

在札幌，北海道厅旧本厅舍——那座著名的红砖厅舍——代表的是现代国家的组织能力；钟楼与钟楼里的誓约，则提醒我们：国家能力必须接受更高道德秩序的审判。技术回答“怎样做”。政治回答“由谁做”。经济学回答“成本与收益如何”。信仰和伦理却要继续追问：为什么做？可以做到哪里？谁不可被牺牲？如果教育只有知识而没有真理，只有能力而没有敬畏，它培养出来的可能不是自由人，而是更有效率的建塔者。这正是札幌农学校历史中最值得重新发现的张力。

同一所学校，一方面服务于明治国家的边疆开发；另一方面，克拉克带来的基督教人格教育，又在学生心中埋下了一个高于国家、组织与功利的尺度。国家希望得到有用的人才，信仰却呼召人成为有良心的人。

同志社的创办，则更加直接地回应了这一问题。新岛襄坚持建立私立学校，正是因为他看到：若教育完全由国家控制，学校就很容易成为生产官僚和臣民的机器；只有保有一定的民间自主性，才可能真正培养自由人格。

有用的人会问：“国家要我做什么？”有良心的人还会问：“这在上帝面前是否正当？”

七、  制度可以移植，自由人从哪里来？

中国精英长期相信，只要建立正确制度，文明就会随之而来。这种制度主义有它的道理。没有宪政、法治、权力制衡与权利保障，人的尊严很难仅靠道德劝说得到保护。日本战后的转型也证明，宏观制度可以深刻改变国家行为，并把法老赶下政治王座。但制度不能自己运行。再好的制度，也需要能够理解规则、尊重边界、承担责任并克制权力的人。

那么，自由人从哪里来？札幌农学校和同志社共同给出了一部分答案。现代教育不能只生产知识，也要塑造人格；不能只教人竞争，也要教人承担；不能只培养国家需要的干部，也要培养在国家面前仍然保有良心的人。

基督教教育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把人的价值放在国家、企业和社会功用以前。人之所以具有尊严，不是因为他成绩优秀、工作勤奋或者对国家有用，而是因为他照着上帝的形象被造。人的权利不是政府奖赏的，也不是组织按照贡献分配的；它来自一个高于人间权力的主权。人的自由也不只是拥有更多选择，而是从罪、偶像、恐惧和自我证明中得到释放，能够在上帝面前站立。

这样的个人，既不同于东方集体主义中的螺丝钉，也不同于西方个人主义中的孤立原子。他因上帝而自由，又因圣约而愿意委身；他拥有不可侵犯的尊严，也愿意在家庭、教会、学校和公共生活中彼此守约、共同治理。

这正是现代制度背后最稀缺的人格资源。日本后来建立了精致的公共秩序，却未必完全解决了人的内在自由问题。战后日本在宏观制度上告别了军国主义的法老，但法老仍可能进入企业、学校、组织乃至人的内心。人不再被国家公开强迫，却可能被羞耻、他人评价、完美主义、集体压力与组织归属所支配。从这个意义上说，札幌农学校和同志社共同留下的课题，至今并未结束。

八、  果实可以移植，根能否永远缺席？

日本究竟是不是“没有基督教也能成功”的证明？答案不能简单化，更不能表面化。日本的确证明：一个非基督教人口占多数的国家，可以学习、移植并运行许多源自基督教文明的现代制度。文明的果实具有一定的可移植性，制度并不要求所有人先成为基督徒才能运转。但日本也同时证明：所谓“没有基督教也能成功”，其实并不等于“没有受到基督教影响也能成功”。

日本不是在与基督教文明隔绝以后，独自完成现代化的。它是在基督徒人数很少的情况下，选择性吸收了基督教文明长期孕育的制度、教育和人格资源。北方的札幌农学校、南方的同志社，就是两条清晰可见的根系。

当然，不能因此把日本现代化的一切成就都归给基督教。日本的成功也来自本土传统、儒家教育、武士伦理、国家动员、社会纪律、产业政策以及无数普通人的勤劳。文明从来不是单一因素的产物。

但同样不能因为日本教堂不多，就否认基督教文明的深层输入。它未必体现在人口数量，却进入了关键节点；未必占据中心舞台，却进入了教育、人格、慈善、公共服务和制度想象。它像地下水，未必处处可见，却长期滋养地上的树。问题在于：树可以在离开根以后继续结果多久？

制度可以保存信仰的历史遗产，习惯可以延续已经形成的道德资本，社会也可以在相当长时期内享用前人积累的信用。但是，当权利与尊严失去超越根基，当教育只剩知识和竞争，当职业只剩绩效，当共同体只剩服从，当“大志”只剩成功，日本还能否继续产生真正自由、守约而有使命的人？

夕阳落下时，札幌钟楼仍然准点报时。一百多年来，它忠实地告诉这座城市：现在是什么时间。但站在钟楼前，望着那份《信仰耶稣者之誓约》，我想到的却是另一个问题：对今天的日本，对仍在寻找文明转型道路的中国，现在究竟是什么时候？也许，是重新寻找根的时候了。北方的钟楼仍在报时，南方的同志社仍在讲述良心。克拉克已经离开，新岛襄也早已安息，但他们留下的问题仍然回荡在日本的现代大学里：教育究竟是为了制造有用的砖，还是为了塑造真正的人？

一所学校可以教授农业，也可以建造人格；可以开发土地，也可以唤醒灵魂；可以培养国家需要的人才，也可以培养在国家面前仍敢于坚持良心的自由人。

札幌农学校真正带给北海道的，不只是如何让土地长出庄稼，更是如何让青年领受使命、为真理而活。同志社真正带给日本的，也不只是一所私立大学，而是一个至今仍然尖锐的问题：知识增长以后，良心是否也随之增长？人获得自由以后，是否知道应当为什么而自由？

基督徒很少，基督教影响却不小。这不是日本已经完成的答案，而是日本仍未完成的追问。